当我们阅读小说时，总逃不出这些期待

本文选编自《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帕慕克 著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土耳其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西方文学评论家将他与马塞尔・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相提并论，称他为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1952年6月7日，帕穆克生于伊斯坦布尔。1998年《我的名字叫红》出版，该作品获得2003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6年，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帕慕克年轻时曾经一度完全钻入小说之中，看得极为投入，乃至狂迷一般。他认为小说的价值在于激发读者追寻中心的力量。有了中心，我们可以天真的将之投射到世界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价值的真正尺度必定在于它具备激发读者感觉生活确实如此的力量。小说必须回应我们关于生活的主要观念，必须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这样的期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期待，也就明白了小说实际是什么。

我们观察总的场景并跟随叙述。在论述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著作中，西班牙思想家和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指出，我们阅读冒险小说、骑士小说和通俗小说（侦探小说、浪漫小说、间谍小说，等等，也许可以算作这一类），是为了看到故事下一步的发展；但是，阅读现代小说（他的意思是指我们如今所说的“文学小说”）是为了感受其氛围。根据加塞特的观点，氛围小说更具有价值，它好似一幅“风景画”，其中包含的叙述内容很少。

我们总是以同样的根本方式阅读小说，不管它是否包括大量的叙述和行动，或者像一幅风景画，根本没有叙述内容。我们的通常做法是追随叙述，努力理解所遇到的事物可能暗示的意思和主要观念。即使一部小说像风景画那样，一个接一个描绘了许多树木的叶片，而不叙述任何一个事件，我们也会思考叙述者以这样的方式在试图表达什么意思，这些树叶最终会构成怎样的故事。我们的意识不断搜寻意图、观念、目的以及一个隐秘的中心。

我们把词语化为意识中的意象。小说叙述一个故事，但是小说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从许多物品、描述、声响、交谈、幻想、回忆、信息片段、思想、事件、场景和时刻之中，故事才慢慢地浮现出来。要从小说之中获得乐趣，就要善于离开词语，将这些事物转化为意识中的意象。当我们把词语表达的意思（这些词语希望传达给我们的意思）化为想像中的图画，我们读者就算完成了故事。在此过程中，我们鼓动想像力，追寻书中到底说了什么，叙述者想要说什么，他意在表达什么，或者据猜测他正在说什么――换言之，就是追寻小说的中心。

我们意识的另一部分在追问，作家所说的故事有多少是真实的体验，还有多少纯属想像。对那些激起我们追问、赞叹和惊奇的小说内容，我们尤其会提出这个问题。阅读小说就是要不断追问，即使在我们深陷其中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切有多少是幻想，有多少是真实？一方面，我们会体验到在小说中我们丧失了自我，天真地认为小说是真实的；另一方面，我们对小说内容的幻想成分还会保持感伤――反思性的求知欲。这是一个逻辑悖论。但是，小说艺术难以穷尽的力量和活力正源于这一独特的逻辑，正源于它对这种逻辑冲突的依赖。阅读小说意味着以一种非笛卡尔式的逻辑理解世界。我的意思是，要有一种持续不断、一如既往的才能，同时相信互相矛盾的观念。我们内心由此就会慢慢呈现出真相的第三种维度：复杂小说世界的维度。其要素互相冲突，但同时也是可以接受、可以描述的。

我们仍然要追问：现实就是这样吗？小说叙述和描绘的事物是否合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了解的事物？小说技艺的核心是一种乐观精神，以为我们从日常体验中汲取的知识，如果被赋予适当的形式，就能够成为关于真相的宝贵知识。

在这种乐观精神的影响下，我们评价比喻的精确性、幻想和叙述的力量、句子的构造、散文包含的隐秘而又真挚的诗意与韵律，并从中获得快乐。风格的技巧问题和愉悦效果虽不是小说艺术的核心，但却紧邻其核心。这个诱人的话题只能从成千上万的实例中加以研究。

我们对主人公的抉择和行为作出道德判断；同时，我们也评判作家本人关于小说人物的道德判断。道德判断是小说无法回避的泥沼。让我们牢记，小说艺术之所以能提供最精美的成果，不在于评判人物，而在于理解人物；让我们不要被意识中道德判断的部分所主宰。我们阅读小说时，道德当然是整体景观的一部分，但却不应该是从我们内心升起并指向小说人物的。

在我们的意识同时在执行上述这些操作之际，我们祝贺自己获得了知识、深度和理解。特别是那些高度文学化的小说，对我们读者来说，我们与文本建立的深刻关系似乎成为我们自己个人的成功。我们的心中渐渐地升起小说只为我们个人而被写作出来的甜蜜幻象。在我们和作家之间形成的亲密和信任帮助我们回避并避免过于忧虑书中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部分，或者那些我们反对的或难以接受的事物。这样的话，我们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和小说家建立了共谋关系。

在我们阅读小说时，我们意识的一部分忙于掩盖、纵容、塑造、建构那些有助于支持这种共谋关系的正面属性。因为信任叙述，我们宁愿选择不相信叙述者，即使他不希望如此――因为我们渴望继续忠心耿耿地阅读叙述，乃至不惜认定作家的某些观点、倾向和癖好是错误的。

当这些意识活动在进行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在一刻不停地、剧烈地工作。为了在作者向我们展现的宇宙中发现意义和阅读的快乐，我们感到必须要追寻小说的隐秘中心。因此，我们努力将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积淀在记忆之中，就像记住树木的每一片叶子。除非作家简化并稀释他笔下的世界，以照顾不太专注的读者，记住每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这个困难也决定了小说形式的界限。小说之长度必须得允许我们记住在阅读过程中收集的所有细节，因为在我们通过小说景观的时候，我们遭遇的每一件事情的意义和所有其他事情都有联系。在精心构造的小说中，一切事物都相互关联，这整个的关系之网形成了小说的氛围并指向其隐秘的中心。

我们全神贯注地追寻小说的隐秘中心。这是我们在阅读小说时，我们的意识最频繁执行的操作，无论我们对此天真地一无所知，还是感伤地反思到这一点。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叙述类型的特点是有一个隐秘中心。或者，更准确地说，小说依赖于我们相信其中应该有一个我们要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追寻的中心。小说的中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我可以回答说，那就是构成小说的一切东西。但是，我们会不知何故地相信，这个我们逐词逐句寻找的中心一定远离小说的表面。我们想像它在背景中的某处，无法直观，捉摸不定，难以寻觅踪迹，可以说生机勃勃。我们乐观地以为，这个中心的指示物遍布各处，这个中心连起小说的所有细节，所有我们在广阔景观的表面遇到的事物。

因为我们知道――或者认定――小说有中心，我们阅读时就像猎人穿越大地前行时一样，把每一片树叶，每一个折断的枝条当做某种踪迹，仔细地加以研究。我们走向前去，小说中每一个新词、每一个物品、人物、主人公、交谈、描述、细节、语言和文体的每一种属性、叙述的每一次转折都隐射并指向某种没有直接显露的东西。因为确信小说拥有一个中心，我们会认为某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细节也许是重要的，感到小说表面每件事物的意义也许是另一番样子。小说叙述会引发种种内疚、偏执和焦虑的感觉。我们阅读小说时体验到的深度感，那种书本让我们沉浸在三维宇宙的幻象，来自于中心的存在，无论这个中心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