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形象的深层意蕴与新民族精神

自南宋以来，曾经雄霸一时的汉唐盛世一去不返，原本强盛的中华民族渐次走向孱弱，到了近代，以至于任人欺凌。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无疑具有民族性格的因素在内。因此，不少先哲便针对民族性格中的劣根性进行探讨，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努力寻求解救的办法。在这个问题上，吴承恩可说是一位先驱。他用他创作的文学巨着《 西游记 》，用他塑造的孙悟空形象，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新的民族精神的理想蓝图。要正确把握孙悟空形象的深层意蕴，首先应该弄清作者塑造这个形象的本来意图。由于《西游记》的祖本《西游记平话》已佚，我们很难确定《西游记》中哪些是前人的创造，哪些是吴承恩的手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西游记平话》中“孙吾空”取经功成，被授予的佛号是“大力王菩萨”,这在《朴通事谚解》的有关注文（见中州书画社1983年7月版《资料汇编》）中有着明确记载；而在《西游记》中，吴承恩却将“大力王菩萨”改为“斗战胜佛”.这是吴承恩对《西游记平话》最微小却又是最重大的改动，显然与他塑造这个形象的意图有关。实际上，吴承恩正是以“斗战胜”来概括孙悟空的形象实质，把孙悟空塑造成了封建时代的斗士形象。作品的实际也正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首先表现为敢于斗争，有着桀傲不驯的性格特征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在大闹天宫中，他不承认天之独尊，表现了对权威的最大不敬。在玉皇大帝面前，他也只是“唱个大喏”,答应一声“老孙便是”.他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并假传圣旨愚弄赤脚大仙，把个堂堂天国闹得不亦乐乎。从八卦炉中逃出之后，他一条金箍棒“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并且公然声称：“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他的斗士风采。取经路上，孙悟空仍然保持着桀傲不驯的性格特征。不论是天界的权威，佛教的神灵，还是凶恶的妖魔，他一概不放在眼里。像日值功曹、四海龙王、山神土地、天兵天将等，都被他呼来喝去。第33回他为了骗取两个小妖的宝贝，竟然要玉皇大帝把天借给他装半个时辰，还威胁说：“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观音菩萨是取经的实际组织者，但孙悟空竟敢骂她“惫懒”,活该“一世无夫”.如来佛是西天最高统治神，孙悟空竟敢骂他是“妖精的外甥”.当然，西天路上的孙悟空主要体现为对妖魔鬼怪的斗争。从东土到西天十万八千里，遇到的妖怪头子就有几十个，但他一条金箍棒打遍西天世界，令妖魔鬼怪闻风丧胆。并且他同妖怪斗争，大多数都是主动进攻，只要一听说妖怪扰乱人间，就决不放过。收伏八戒之后，他就对引路的高才说：“以后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几个，还有谢你处哩。”第67回驼罗庄主人请悟空捉妖，悟空当即向上唱个喏道：“承照顾了。”八戒在一旁就这样说：“你看他惹祸！听见说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很能说明悟空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孙悟空的形象实质不仅在于敢斗，更在于斗则必胜，故为“斗战胜佛”.他取得斗争胜利有两个法宝：一是武艺高强--这在大闹天宫中表现得尤为精彩；一是善于斗争，亦即有勇有谋，斗智斗勇。他经常变成蚊子、苍蝇、蟭蟟 虫，钻到妖精洞里去弄清妖精的底细（如黄风怪）；或者根据蛛丝马迹推断妖怪的来历，然后根据这些妖怪的特点，寻找相应的对策（如黄袍怪）；有时他又化为妖精的丈夫或妻子去欺骗妖精（如三调芭蕉扇）。或者赚来妖怪的法宝，反置妖怪于死地（如计盗紫金铃）。他还善于运用钻到敌人肚子里去的战术来制服妖精（如黄眉怪）。他机智灵活，随处设计，常常令妖怪防不胜防。孙悟空还具有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和乐观精神。他视一切凶险为游戏，具有斗士举重若轻般的潇洒。大闹天宫他曾两次失败，却没有看到他乞哀告怜，也没有丝毫萎靡困顿之相。取经路上，他更是把降妖除怪当作玩耍的游戏。第18回他就对高太公说：“因是借宿，顺便拿几个妖怪耍耍。”第32回他竟然夸口，要“发一张批文”,把妖怪“连夜解着飞跑”.在和妖怪的周旋中，他也曾三番几次遭灾受难，但又能于谈笑之中脱离困境。当然，有时遇到困难，他也曾流过眼泪，甚至痛哭过。但这一哭，却把孙悟空由神、由猴更拉向了人，同时也使人们更体味到取经的艰难。问题在于他哭过之后，不是从此意志消沉，而是以更大的努力和执着去继续斗争。由此可见，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客观内容是统一的，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统一的，这统一，就统一在一个“斗”字上。孙悟空实际上是封建时代的斗士形象。我们说孙悟空是封建时代的斗士，但并不是说他就是封建阶级的斗士。吴承恩并不是从某一阶级的利益出发，来刻画自己作品的主人公，而是从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高度，来把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使其从社会整体的高度，给人以启迪，发人深醒。这从孙悟空的斗争对象、斗争目的上都可以看出来。大闹天宫中，孙悟空自始至终都带有率性而为的特征。他教小猴“逐日操演武艺”,决不是为大闹天宫做准备，而是一种“作耍”的游戏。大闹龙宫和大闹地府，也并不是有意识地对神界的权威发难。任弼马温期间，他也是尽职尽责，把天马养得“肉满膘肥”,直到知道了弼马温是个骗局，才反下天宫。他做了齐天大圣，仍然是“不知官衔品从，也不计较俸禄高低”.后来王母召开蟠桃大会，竟然没有请他，他当然不能容忍，因此他才假传圣旨欺骗赤脚大仙，才偷果品，盗御酒，又误入兜率宫偷吃老君金丹。显然，这种闹仍带有随意的性质。他吃饱仙丹酒醒之后，自己也感到不妙，心中揣度道：“不好！这场祸比天还大。若惊动玉帝，性命难存。走走走！不如下界为王去也。”可见，直到这时他也并没有取玉帝而代之的思想。第二次大闹天宫，他面对如来佛曾公然提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并不是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政治要求，只是“强者为尊该让我”的英雄壮举。所以，大闹天宫并不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反抗天宫统治者的行动，而是随着矛盾冲突的加深，孙悟空的个性和神权世界势难并立，因而不能不斗。整个斗争过程，都表现了率性而为的特征，都表现了他酷爱自由、反抗束缚和无视权威的性格。如果说大闹天宫是对神权社会率性而为的破坏性行为的话，那么，西天取经就是一种有目的的建设性行为。取经是一项可以使人们摆脱苦难的事业，这是前代流传故事和吴承恩的共识。玄奘不远万里取回了经书，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好处？但人们仍然以敬佩的目光看待这位高僧，仍然以极大的热情传诵这个故事。作为佛教的经典著作，佛经并没有对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推动意义，但作为文化载体，佛经又确实为促进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当取经故事在演变过程中逐渐脱离了本身的宗教性质，而被赋予事业和奋斗的象征性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责怪吴承恩继承了这种意义。实际上，吴承恩对于佛经本身也并不那么看重，他所看重的是取经这个事业，是取经的过程，而不是取经的结果。既然取经是一项造福于人类的事业，孙悟空为之奋斗当是无可厚非的。在这里，观念上的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都不是以集团或阶级划分的，而是以支持还是反对或阻碍取经作为评判标准的。由率性而为地大闹天宫，到目的明确地保护唐僧取经，孙悟空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坐标。当然，既然是事业，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作为斗士，孙悟空不允许自己失败，而从事建设性的事业，总要比破坏性的行为困难得多，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其斗争就不仅表现为激烈性，更表现为持久性，表现出韧性特征。除了为事业奋斗，孙悟空降妖也是直接为民除害。作者把为事业奋斗的进取精神和为民除害的抗暴精神结合起来，一再通过书中人物之口，赞扬孙悟空“专救人间灾害”,“与人间报不平之事”.在通天河畔，他不仅救下了两个“祭赛”妖精的幼儿，而且除灭了妖怪，免除了老百姓世代的灾害。比丘国、朱紫国等故事，都是孙悟空主动进攻，为民除害。他每次捉住妖怪头子之后，总要把小妖消灭干净，以免给百姓留下祸患。可见，孙悟空已经脱离了专为自己斗争的性质，而是为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为了弱者而斗争。大闹天宫表现了对权威的反抗和争取个性自由的特征，但又是无目的的率性而为；西天取经表现了为事业奋斗的进取精神和为民除害的特征，是有目的的建设性行为。当我们打破了传统思维定势重新来审视孙悟空形象时，就不能不承认他的这种斗争精神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