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作者研究回眸及我见

《西游记》的作者问题，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难解的斯芬克司之谜。其扑朔迷离，大起大落，在古代作家研究上确为罕见。适逢新世纪之初，对此一问题的回顾与探讨，将有利于研究的健康发展。故略陈己见，以求教于同仁。现存所有的《西游记》明代繁本刊本，全都没有注明作者姓名。现存最早的繁本刊本世德堂本卷首，载有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其谈到《西游记》的作者时这样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跅□（左足右也）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可见，世德堂本刊刻时，作者已不可知，但与某王府有一定关系。然而，进入清代，所有的《西游记》刊本又都明确说明为“长春真人邱处机”着。此举今天看来虽然略显荒谬，但也不是毫无缘由。金末元初，全真道士长春真人邱处机确曾应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召请，远赴西域大雪山朝见成吉思汗。不过，邱处机本人并没有写过《西游记》，倒是他的弟子李志常记述此次行程，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此后，元樗栎道人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长春邱真人”条，在历叙邱处机的生平事迹后说：“所有歌诗杂说、书简论议、直言语录，曰《蟠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近数千首，见行于世。”直接把《长春真人西游记》置于邱处机名下，并径称之为《西游记》。元人陶宗仪《辍耕录》“邱处机”条亦有类似记载。清代初年，《西游记》的评论者汪象旭即根据此类记载，将邱处机的大名冠于其所评点的《西游证道书》卷首，并伪作（？）了元代诗人虞集所写的序言。于是，此后便以讹传讹，清代所有《西游记》刊本，便都承袭了汪象旭的谬误。其实，当时不少学者就从这种谬误中看出了破绽。纪昀就认为，《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故断定“《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钱大昕则从《道藏》中抄出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认定“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邱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跋〈长春真人西游记〉》）。淮安人吴玉搢等人则发现，《淮安府志·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在淮安人吴承恩名下，有如下记载：“《射阳集》四卷□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同书《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又记载曰：“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再加上《西游记》中运用了不少淮安方言，因而，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等人，便将吴承恩和小说《西游记》联系起来。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有 鲁迅 、胡适、郑振铎等学者出，对《西游记》的作者作进一步考证，肯定了吴承恩的著作权。自此以后，吴承恩说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是，不同意见仍然存在。最早的不同观点，是1933年俞平伯在《驳〈跋销释真空宝卷〉》[1]中提出的。此后，中国港台的张静二、张易克、陈敦甫、陈志滨，日本的小川环树、太田辰夫、田中严、中野美代子，英国的杜德桥，美国的余国藩等，都不同程度对吴承恩说提出怀疑[2].新时期大陆学者对吴承恩著作权的怀疑，由章培恒先生首先发难，续有杨秉祺、陈君谋、金有景、张锦池、刘勇强、黄永年、李安纲、黄霖、孙国中等从不同角度深加探讨[3]（各家观点出处见注。下引各家观点仅以“×××语”出之）。综合诸位先生怀疑吴承恩说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淮安府志》“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多少卷或多少回，又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著作”（章培恒语），因此，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吴承恩名下的《西游记》就是通俗小说，而不是同名的游记或地理类著作。2、“明清官修的地方志都不收章回小说。《淮安府志》着录的《西游记》必非章回小说”（杨秉祺语）。3、“清初黄虞稷所撰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中”着录有：“吴承恩《西游记》。”可见吴着《西游记》并非小说，“乃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游记”.吴承恩曾有荆府纪善之补，“假如他写一游记性的作品，记述其赴任途中之所经历，而名之为《西游记》，那是毫无不合理之处的”（章培恒语）。4、虽然《淮安府志》说吴承恩“复善谐剧”,《西游记》又的确存在着不少诙谐笔墨，但仅仅由此把吴承恩和小说《西游记》联系起来，“正是犯 了以局部代替全局的毛病”（章培恒语）。“所谓‘谐剧',即是喜剧”,不能排除吴承恩是“戏曲作家的可能性”[4].5、《西游记》“多淮安方言”的说法“并不确切”,“作品的真正淮安方言，不是很多，而是很少”,“实是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与吴语方言并存”（章培恒语）。6、过去曾把吴承恩的《二郎搜山图歌》、《禹鼎志序》等作为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旁证，这些旁证“也都难以成立”（章培恒语）。7、百回本二十九回的回目是“脱难江流来国土，承恩八戒转山林”,第七回和第九回又分别有“受籙承恩在玉京”、“承恩的，袖蛇而走”等字样。“如果吴承恩真是作者，何致在这里用上’承恩‘二字，而且用在形象并不光辉的’八戒‘前面”（黄永年语）；“旧时文人，对名字很重视。这样漫不经心地把自己的名字嵌入小说中，是否不近情理呢”（刘勇强语）。8、比较《吴承恩诗文集》与《西游记》，有“七点”可以说明，二者的“思想和风格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世德堂本“若果真为吴承恩所撰，当属天上人间奇迹中的奇迹”（张锦池语）。9、《西游记》主旨在于敷演道家“金丹大道”.吴承恩是一介儒生，不懂“金丹大道”,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写出这部“道书”来（李安纲语）。同时，有些学者还提出《西游记》作者的其他种种说法，如许白云说、华阳洞天主人说、陈元之说、李春芳说、唐新庵说等；亦有人仍坚持邱处机（或邱处机门人、史真人弟子）说[5].但这些说法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姑录以待考。与怀疑吴承恩说的同时，不少学者亦坚持吴承恩说。就笔者所知，这些学者主要有：苏兴、彭海、张宏梁、谢巍、刘怀玉、颜景常、杨子坚、钟扬、陈澉、蔡铁鹰、廉旭、张秉健、宋克夫、刘振农等[6]（下引各家观点亦仅以“×××语”出之）。其主要观点如下：1、吴承恩《西游记》不是地理类或游记类著作，而是小说。其原因如下：其一，吴承恩一生除两次北上京城谒选、一次赴浙江任“县丞”外，余无“西游”的记载。吴氏虽然有荆府纪善之补，但其好友陈文烛和李维桢都是湖北人，却没有吴氏到湖北任职的片言只语，因此，“吴承恩虽有荆府纪善的任命，却没有去荆府任职”（苏兴语），吴承恩“不具备创作游记性质《西游记》的基本条件”（廉旭语）。其二，天启《淮安府志》明确说明吴承恩“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如果他名下的《西游记》是游记或地理类著作，则此著作一定非常著名。然而时至今日，却并未发现这一著作的任何刊本或抄本、稿本；遍查吴承恩诗文以及其亲朋好友有关文字，亦未有吴氏写有地理或游记类著作的任何蛛丝马迹。其三，吴承恩确曾到荆府赴任，“而去荆府偏偏有利于证成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之赴荆府，与小说《西游记》玉华州故事有直接联系，并与世本陈《序》相吻合（蔡铁鹰语）。《西游记》所写唐僧等于地灵县被诬下狱的故事，与吴承恩任长兴县丞时因“’贪脏‘案而被牵连下狱，蒙受过不白之冤”有关（陈澉语）。其四，黄虞稷以个人之力，撰写一部三十二卷的书目，不能完全排除其个别书籍并未亲自寓目的可能和分类上的错误。着录吴承恩《西游记》于“史部，舆地类”,是黄虞稷“见书名想当然的误载”（苏兴语）。经过对《千顷堂书目》进行研究，发现其确有“误载”之处（谢巍语）。其五，《淮安府志》收录小说《西游记》“是少有的破例”.“察这个’破例‘的因由，一仰于皇威，二赖于佛力”.《千顷堂书目》之前，《徐氏家藏书目》（又名《红雨楼书目》）子部释类着录曰：“《神僧传》九卷；《西游记》二十卷。”将小说《西游记》“附于”明成祖御制《神僧传》之后，“是把《西游记》视为’神僧‘一传的长篇 ”.“ 《千顷堂书目》承袭参考了《红雨楼书目》”,但却把《西游记》归入史部地理类，是“将《西游记》当做《西域记》的派生物”（张秉健语）。其六，比较《西游记》和《射阳先生存稿》，在“习惯用语、描述词语、冷僻词语”、“地名和人名”以及“生活体验、生平经历、复杂的思想状况”等方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西游记》“确乎为吴承恩写定”（彭海、张宏梁语）。“吴承恩具备着《西游记》的种种素质”,“《射阳先生存稿》隐藏着《西游记》的灵魂与肢节 ”（钟扬语）。《西游记》的主旨“ 来源于明代心学思潮”,吴承恩“和心学人物有着较多的交往”,《吴承恩诗文集》表明，作者“在主观上接受了心学思想”（宋克夫语）。其七，陈光蕊、无支祁、泗州大圣等故事都和淮安有联系；只有“淮安人才可能同时使用”《西游记》中某些“特定的方言词”（蔡铁鹰语）。“《西游记》中的饮食习俗淮海味很重。 淮海话区以外的作家写不出《西游记》 ”（颜景常语）。《西游记》中所写到的“蒲根菜”、“都土地庙”,都带有“淮安地方特色”（刘怀玉语）。2、吴承恩的《西游记》亦不可能是戏曲类著作。所谓“复善谐剧”的“谐剧”,“仍不宜作名词’喜剧‘解。另外，在现存和吴承恩有关的文字资料中，难以找到作为戏曲家的吴承恩的一点蛛丝马迹”（张秉健语）。笔者以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实际是，士大夫固然鄙视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但戏曲毕竟和传统音律有一定关系，文人士大夫创作和研究戏曲，并不被目为太伤大雅之事，亲朋好友亦无庸讳言，自己也多在作品上留下大名。这查一查有关戏曲的目录学著作即可知道。因此，吴承恩如果真的曾经创作过戏曲，决不会不见于记载。《淮安府志》所谓“谐剧”,实际上是指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或手法，即陈元之《序》所谓的“跅□（左足右也）滑稽”、“卮言漫衍”,鲁迅、胡适所谓“实不过是出于作者之游戏”,当今学者所谓“游戏之作”.因此，“善谐剧”作为吴承恩创作小说《西游记》的旁证，还是应该成立的。3、《西游记》更不是一部“道书”.此一问题，刘振农、宋谋瑒曾先后发表文章予以论辨[7].刘振农先生并从吴承恩的著作中，找出不少证据说明，吴承恩“对佛道二教皆有相当的接触了解，绝不缺乏写《西游记》材料准备”.笔者深表赞同。的确，《西游记》中充满了浓郁的道教文化，如大量的丹道学名词术语、 诗词 歌诀、神秘数字和道教人物。弄清楚这些东西，对我们全面理解《西游记》将有巨大帮助。因此，李安纲先生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有些还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由此把《西游记》视为丹道学著作，却又是片面的。显然，如果不是对丹道学有深入研究，恐怕一般人很难从《西游记》中悟出什么“金丹大道”、“性命圭旨”和“人体科学”;如果已经深入研究了丹道学、气功学，将其原理弄清楚了，则何用读《西游记》？这样，不懂丹道学的人读不懂《西游记》，懂丹道学的又不用读《西游记》，则《西游记》何为而作呢？因此，如果不去牵强附会、天马行空般地解释的话，表现在《西游记》中的道教文化，都应该是当时一般士子所耳闻能详的常识。在这种情况下，《西游记》中出现一些道教内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退一步说，即使表现在《西游记》中的丹道学知识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熟知，也不会像李安纲先生所说：“作者读书得若干年，揣摸领会得若干年，有使教旨文学化的想法并将其形象化又得若干年，动笔写作需要若干年，完成后修改更须若干年。这六个若干年，怕没有半生甚至一生的时间，是做不到的。”因为据我所知，李安纲先生研究《西游记》及道教和佛教文化，也只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却已经研究得如此精深，并写出了超出《西游记》原本字数的学术著作，那么，作为沐浴着佛、道文化的封建知识分子来说，吴承恩写作《西游记》，我想最多十年也就可以了。吴承恩并不是没有写作《西游记》的宗教条件和时间。以上诸条，如果只是一条两条符合吴承恩，还可以说是偶然现象，如此众多的证据都聚焦到吴承恩身上，就绝不是偶然的了。官修史书不收通俗小说是明清时期的惯例--这是怀疑吴承恩说的重要证据。惜乎上述各家，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能够予以正面回答，或回答并不圆满。实际上，《西游记》被收入《淮安府志》，有着特殊的原因。如果仔细察考，我们便不难发现，天启《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的著作，即存在着可疑之处：其一，吴承恩的诗文集刻于万历十八年（1590）前后，题名为《射阳先生存稿》，而后出的天启《淮安府志》却题其名为《射阳集》。其二，《春秋列传序》本已在《射阳先生存稿》中，却又单篇列出。其三，《西游记》既没有标明卷数，又没有说明其性质。这些疑点可以证明，天启《淮安府志》在撰写过程中，并没有目验过吴承恩的著作，只是照抄前代有关“府志”.查《明史·艺文志》，曾为《射阳先生存稿》写过序的陈文烛，曾撰写过《淮安府志》十六卷，惜乎未能保存下来。天启《淮安府志》很可能就是照抄陈文烛的《淮安府志》。由此我们可知，在陈文烛写作《淮安府志》时，吴承恩还只将自己的诗文集题名为《射阳集》，且《春秋列传序》还没有归入其诗文集中。至于《西游记》，陈文烛则含糊其辞，既不言明性质，又不言明卷数，显然有难言之隐。就我个人推测，陈文烛应该是吴承恩亲友中少数几个知道吴承恩写有小说《西游记》的亲友之一（详见后）。又因为他本人对《西游记》特感兴趣，不忍其淹没无闻，故含糊其辞，将小说《西游记》写入了他的《淮安府志》中。此后天启《淮安府志》，便承继了陈文烛的“错误”.其实， 陈文烛将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收入正史，也不能完全算是“错误”,拿张秉健先生的话说，就是“仰赖佛力”,即由《西游记》取经故事的宗教性质决定的。一般正史虽然不收通俗小说，但并不拒绝宗教类作品，这从历来正史《艺文志》多有“释类”即可看出。 因而《红雨楼书目》才明确将小说《西游记》载于“子部，释类”.大概正是出于宗教的考虑，陈文烛掂量再三，还是把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写入了自己所著的《淮安府志》，但又未注明卷数和性质，既给后人留下了探讨的空间，又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以后陈文烛所撰《淮安府志》有幸重见天日，当会证明吾言之不诬。翻看刘修业先生所辑《吴承恩诗文集》，其中一首五言古诗，题名《对酒》，颇为可疑。透过此诗，或可证实《西游记》确为吴承恩所著。全诗如下：客心似空山，闲愁象云集；前云乍飞去，后已连翩入；回环杳无端，周旋巧乘隙。劳劳百年内，未省何时毕。闻古有杜康，偏工扫愁术。问愁何以扫？杯斝能驱除。年时不能饮，对酒成长吁。剥琢闻叩门，良友时过余。延之入密室，共展千年书。顾愁忽已失，花鸟同欣如。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未有确切记载。观其内容，似应为作者晚年的作品。吴承恩晚年“家居在委巷中”（陈文烛《花草新编序》），“家甚贫，又老而无子”（咸丰《淮安府志》），其凄凉愁苦的确扫之不去。特别是诗中“劳劳百年内，未省何时毕”两句，对前途是一种绝望的态度，既不象早年无病呻吟之作，也不象中年“志丘壑” 时的作品。且据有关记载，吴承恩中年饮酒特盛，这首诗又说“年来不能饮”,可见不是青年和中年时的作品。由首句“客心似空山”来看，作者此时似应客游在外。是短期客游还是长期客游，则不甚清楚。然而就在作者愁不可解之时，有良友造访。从诗意来看，此一良友非同一般关系。笔者很怀疑，他就是作者的望年交陈文烛。陈文烛，字玉叔，湖北沔阳人，隆庆四年（1570）知淮安府时，便和吴承恩交往甚密，“时造其庐而访焉 ”（ 陈文烛：《花草新编序》）。 这“时造其庐而访”一句，就恰如“良友时过余”的注脚。陈文烛于万历二年（1574）转四川学使，至万历六年（1578）再转漕储，回到淮安，继续与吴承恩交往。因此，吴承恩晚年撰写《西游记》，他应该是最知情者。也正因为如此，在他撰写《淮安府志》时，才会含糊其辞地将《西游记》载入其中，并为后来的天启《淮安府志》所本。特别是“延之入密室，共展千年书”两句，最让人怀疑。良友以读书为乐，此文人雅事，何必多此一道--“延之入密室”而读呢？诗中所谓的“千年书”,如果是前人典籍，在社会上流传已广，自不用延入密室而读之。因此，这部书必然是作者自己的作品。在作者自己的作品中，能称得上“千年书”的，一是《禹鼎志》，--但此书作为一部志怪小说，作者所作序文还存于其文集之中，自不用于密室读之。同时，一部“微有鉴戒寓焉”（吴承恩：《禹鼎志序》）的志怪小说，也难以在一读之下便扫去愁烦，而达到“同欣如”的高度境界。再一就是《西游记》。明清士大夫轻视戏曲小说，特别是小说，所以，当时不少文人纵然写作长篇小说，也多处于秘密状态，少为外人所知，更不用说在作品上题上自己的大名了。清代吴敬梓《 儒林外史 》出，其友程晋芳便曾题诗曰：“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8]可见在明清时代，文人撰写通俗小说，是大失身份之事。因此，陈文烛在《花草新编序》和《吴射阳先生存稿序》中，才没有提到吴承恩写有《西游记》。正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吴承恩和自己的知己良友共读《西游记》，才必须进入密室。同时，也只有《西游记》这部“近跅□（左足右也）滑稽之雄”、“善谐剧”的“游戏之作”,才能使人在一读之后，达到“同欣如”的高度境界。再，《西游记》所写，从孙悟空出世到其大闹天宫五百年；悟空被压于五行山下又五百年，合起来恰千余年时间，正好与诗中“千年书”相呼应。封建时代士大夫们轻视戏曲小说，给文学史上留下多少难解之谜，给后人留下多少笔墨官司！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肯定某位通俗小说作家就相当困难，证据也常显乏力，而否定或怀疑者则常表现为凿凿有据。相形之下，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的证据，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以上意见当否，敬请批评指正。参考文献：[1] 《文学》，1933年创刊号。[2] 因特殊原因，海外诸先生的有关文字本人未能全部寓目，故此处难以一一列出出处。然据李舜华《〈西游记〉作者问题的回顾与反思》（载《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称：注[3]所列章培恒先生的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对小说与吴承恩有联系的证据较为系统的批驳”. 此说似可信。故下列各种观点，除注明者外，均不及海外。[3] 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复旦学报》1986年第1期。杨秉祺：《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作》，《内蒙古师大学报》 1985年第2期。 陈君谋：《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张锦池：《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兼说世德堂本的思想性质与杨本和朱本及〈吴承恩诗文集〉的不同》，《北方论丛》1991年第1-2期。刘勇强：《奇特的精神漫游》，三联书店1992年版。黄永年：《西游记·前言》，见于中华书局 1993年版《西游记》。李安纲：《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山西大学学报》 1995年第3期；《为什么说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西游记文化学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 1998年第2期。孙国中：《〈西游记〉的作者及其创作初探》，《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以上刘勇强、黄永年之文，本人未寓目，系据黄霖文章转录。[4] （日）中野美代子：《吴承恩与邱处机──围绕作者的误解》，《西游记文化学刊》（1），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5] 参阅吴圣昔《〈西游记〉作者诸说追踪和述录》，《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6期（笔者系于《西游记宫》网站得阅此文）。[6] 苏兴：《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 1985年第1期。彭海、张宏梁：《吴承恩写定百回本〈西游记〉的语言标志》，《贵州文史丛刊》 1985年第3期。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期。刘怀玉：《吴承恩作〈西游记〉二证》，《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颜景常：《从饮食习俗看〈西游记〉的淮海色彩》，《淮阴师专学报》 1987年第1期。杨子坚：《吴承恩着〈西游记〉详证》，《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钟扬：《〈西游记〉作者新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1989年第2期。陈澉：《吴承恩作〈西游记〉的内证》，《北方论丛》1990年第2期。蔡铁鹰：《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争的思考与辩证》，《明清小说研究》 1990年3-4期；《〈西游记〉作者确为吴承恩》，《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廉旭：《〈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质疑》，《苏州大学学报》 1991年第1期。张秉健：《一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辨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宋克夫：《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刘振农：《再论〈西游记〉的作者与性质──兼评当前西游研究中的一种“新说”》，《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7] 宋谋瑒：《是奥义发明，还是老调重弹？──评李安纲教授的〈西游记〉研究》，《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刘振农之文见注[6].[8] 程晋芳：《怀人诗》，转录自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原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