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

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蒋寅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选择在每个时代都是使群体困惑的问题。而当处在改朝换代之际尤其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刻，这一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清初士人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钱谦益、吴梅村为代表，明显分成遗民和贰臣两大营垒，各自的命运和选择所带来的荣耻毁誉，后人自有定论。复杂的是候方域，同时代的孔尚任作《桃花扇》传奇，把他写成个有气节、隐循以终的烈士，而欧阳予倩改编此剧时却把候朝宗的形象变成了“两朝应举”的变节者。60年代后，“投降变节”之说遂成了定论。何法周、谢桂荣二先生发表在1992年第二期《文学遗产》上的《候方域生平思想考辨》一文，以细致的事实考证，令人信服地说明候朝宗的两次应试完全是出于清廷的逼迫，而他却始终未就范。“坚决不向清方敢节”，从而澄清了侯的所谓“变节”问题。弄清侯朝宗的出处问题的真相，作为传记研究中的一个事实辨正，当然是很有意义的。我本人也很佩服两位先生考证的精当。可是我当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推原他考辨此事的动机、欲以证明的问题，就发现，他们的判断，有一个前提在支持：如果侯朝宗应试出仕，那么就难辞投降变节之咎。换言之，《考辨》一文的潜在话语是：应试出仕属变节行为，丧失气节，品行卑污。也许两位作者没想这么多，但很显然，这不言而喻的前提并不是某个人的观点，从侯朝宗之世直至今天，人们都是这么看的，甚至更早到元代人们就是这么看的。因为这不光是两朝贰臣，而且屈事异族，有汉奸之嫌。至今这种观念仍左右着我们对若干 历史 人物的评价，方回、 王沂孙 的仕元，吴梅村、钱牧斋的仕清都被视作是可耻的污点。侯朝宗的污点如今被两先生洗刷，他们就将永远背负着一种耻辱吗？所以我要谈的问题并不是针对何谢两位先生的，不如说是针对学术界固有的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参照系。我总是奇怪，为什么时至今日，“异族”偏见仍横亘在我们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似乎没有人对 韩非子 的仕秦、萧何、张良的仕汉，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的仕唐略加非议。因为那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更主要的是他们效忠的仍是汉人，不是异族。这里我不想搬用“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云云的现行理论，也不想从近代国家形态的学说来谈论历史问题。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所谓不事新朝、不事异族（这常被人们与民族气节、爱国主义联系起来），这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观念？说穿了，是家臣之忠和民族优越感。从夷齐的不食周粟到谢叠山的绝粒于大都，千古信奉的都是一个观念：受一朝的恩典，享一朝的荣华，便要奉一朝的正朔，做一朝的人臣，正像父子的名分不能更改一样。因为一切都是皇上赏的。从传说中的夏禹传位其子后，天下便成了君主独自拥有的东西。新王朝的诞生总是从旧王朝手中夺取天下，所以天下递为姬、嬴、刘、司马、李、赵、朱等家的天下。这就是《 礼记 ·礼运》所说的“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然而，人总要生存，旧王朝覆灭时，臣民不可能“靡有孑遗”；况且这里面还有个生存境遇优劣的问题，否则便不会有“奚我后”的渴望，也不会有“来了救星共主党”的歌唱了。就明清之际而言，连老百姓都不愿做朱家的子民，要随李闯王造反；士大夫如陈之遴在四申之变中作《燕京杂诗十二首》，“局外快心之语多，故国旧君之感少”，王子因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战国之后“士食田”就没有了），只能靠学而优使自己的身分由士转变为仕。躬耕自食、隐居求道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既不理想，也不现实。在任何时代，生存的需要都将推向封建王朝的官僚体制，而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更将他们推向英明可靠的统治者。在那种鼎革之际，书生要找出路，必然要依靠有力的主宰。而皇太极、多尔衮、福临、玄烨几代统治者的英明练达都非明代末期的昏主可比，做范文程还是做史可法，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也影响及天下民生。宋荦《筠廊二笔》记载他所看到的范文程奏本，就非常称赞范的建议对安定天下、减少兵燹破坏起到良好的作用。按照儒家大同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清人孙希旦《集解》注：“天下为公者，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也。”这虽是儒家对原始社会形态的美化虚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既然天下不应该是一家的，而是公众的，须以贤能的标准选择主宰（在现代是政府），那么在民族和文明力量的竞争结果面前，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可以为明代政治的黑暗腐败而愤慨而扼腕，也可以为顾炎武代表的一批志士仁人发奋图细，谋求改造文化的出路而振奋，但又有什么理由责难晚明士人的仕清呢？难道都要他们效死于靡烂的南明小朝廷，成为左良玉、史可法那样的殉葬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