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青年写作者如何回应社会生活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看来，新世纪文学二十年的历史逻辑或许可以从1998年谈起。

那一年，上海《萌芽》杂志创办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后来获得大赛一等奖的韩寒、郭敬明因此成为“80后”一代文学代表人物；另一边，在距离上海一千八百公里外的沈阳，双雪涛这一代东北青年面临着九千元择校费所代表的一系列困顿，而这个“九千元”后来成为了双雪涛小说里不断浮现的一个意象，同样也出现在班宇和郑执的小说里。

“在直观感觉里，我们觉得双雪涛与郭敬明是两代作家，但其实双雪涛和郭敬明都生于1983年。”黄平说，新世纪的头十年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以郭敬明等一批青年作家为代表的青春文学浪潮；但最近几年，尤其是2016年以后，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越来越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甚至“压倒”了原来最受市场欢迎的郭敬明。

“为什么这批东北作家的小说在今天尤其受青年读者喜欢，我想是他们书写中那种落寞、失败的感觉，在今天，比起‘小时代’，能击中更多的青年人。”黄平认为，从青年作家的层面看，新世纪文学二十年在今天隐隐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张力关系，二者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错综纠葛。这种张力关系是文学对于新世纪二十年来社会生活变化的一种回应。

12月3日，由《扬子江文学评论》杂志社主办的第五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在南京举行。本次论坛聚焦“新世纪文学二十年”，共分“新世纪文学二十年的总结与回顾”、“新世纪二十年重要作家作品讨论”、“新世纪二十年的青年力量”三大议题，分别由《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王晴飞、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主持。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表示，希望青年批评家们从不同的层面观照新世纪以来文学场域的重大发展，总结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的新变化、新现象、新收获，展现新时代文学事业和文学青年的蓬勃力量。

与论坛同时进行的，还有由《钟山》《扬子江文学评论》两家文学杂志共同主办的评选活动“新世纪文学二十年20家/部”。此次评选活动计划选出四大榜单，分别是：“新世纪二十年青年作家20家”、“新世纪二十年青年诗人20家”、“新世纪二十年长篇小说20部”、“新世纪二十年非虚构作品20部”。其中，“青年作家”与“青年诗人”限定为1970年后生人，长篇小说及非虚构作品限定为2000—2020年内首次出版/发表的作品。评选刚刚公布入围名单，进入读者投票阶段。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批评家们也围绕这些名单，对新世纪文学二十年展开一场别具意义的回顾与研讨。

有关新世纪文学二十年，此前已有不少回顾与论述。比如批评家孟繁华写有《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长篇小说的基本样貌》，批评家许子东在音频节目《从先锋到守望者：21世纪中国小说》中选出25部长篇小说进行文本细读。但参与这场研讨会的批评家皆为“70后”和“80后”，他们大多数人专业意义上的文学经验起点恰恰发生在世纪之交的时候。

《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回忆起2004年读研的时候，她是“北大评刊”的一员。在阅读印象里，那时全国的作品中有不少北方叙事调性里的乡村写作。但等到2014年做文学编辑，她发现乡村题材反而比较少了，即便有乡村叙事，往往也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回望乡村。“我的感觉是，新世纪以来，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位移在我们的文学史内已经基本完成了。”

另一方面，她感到现实主义传统在新世纪二十年得以接续。仅就“70后”作家而言，石一枫的几乎每一部小说都与19世纪现实主义经典有所对话，徐则臣笔下的“北漂叙事”也是如此。同时，“非虚构写作”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出现。以梁鸿的《梁庄》为代表的非虚构作品不仅在文学界备受关注，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季亚娅观察到，直到今天，当文学新人需要名家推荐时，梁鸿的影响力比茅奖作家还“出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刚看来，2005年前后出现的“底层写作”，2009年前后兴起的“非虚构写作”，其实都可以被视为对“纯文学反思”这一话题的具体实践。2001年，批评家李陀引发了一场纯文学反思，当时李陀认为，纯文学已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与这种反思相对的，后来的文学作品也开始积极寻找它们与现实生活的关联。“这是文学界内部的一种自我反思。”

而具体到不同代际作家的“面对现实”，吉林大学教授李振认为“70后”作家与“80后”作家也很不一样。“很有意思的是，‘70后’和‘80后’作家正式进入文坛的时间大约也在新世纪之交，像阿乙、路内、张楚这些‘70后’作家，还有韩寒、郭敬明、班宇这些‘80后’作家。面对相似的生活或精神困境，‘70后’作家更多选择了出走或逃离，但‘80后’作家更多选择了承受或者‘躺平’。”李振说，这个现象或许也可以成为我们反观两代作家精神世界的一个切口。

在种种“变化”与“区别”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相信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胶着在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里始终存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在与现实发生搏斗，这一点在科幻文学上依然成立。科幻文学本质而言不是谈论科学，而是谈论科学对人类造成的困境，以及这样一种困境在今时今日的流转与变迁。人们渐渐会发现，那些科幻作品描绘的困境也在现实生活里一一出现。

“我始终觉得，文学的价值最终还要去跟现实打交道。”丛治辰说，他也认同一些作家的现实书写并不让人满意，但那不是现实的问题，而是作家能不能处理好现实的问题。

作为老牌文学杂志的编辑，季亚娅常常为新世纪文学场域的话语权感到“危机”。“资本也在制造他们的文学标准。当资本在引导大众‘什么是好文学’的时候，传统的文学杂志挺渺小的。”

她提到，有的出版机构依靠资本的力量，买断了著名作家如余华、格非、麦家的版权，也有出版机构拿下了新锐作家不经杂志发表的独家版权，经由大量市场营销，推出的文学作品可以达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册的销量。而与此同时，一些原创文学作品几乎是毁灭式的“不被看到”，或者仅仅在朋友圈里被看到。

让她感到忧虑的是，各种文学奖项、推荐书单与作品排行榜蜂拥而至，阅读信息似乎极度泛滥，但真正有效的阅读引领却十分可疑。“我经常在想，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把我们文学的标准真正对接到阅读市场中去？”

“尽管资本介入了经典文学的场域，但我想这份介入还是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山东大学教授马兵称，比如“80后”作家的出场看似已经甩开了常规的作协系统、出版流程、批评场域，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他还对比了此次“新世纪二十年青年作家20家”入围名单与十年前《人民文学》和盛大文学评选的“未来大家TOP20”，发现有的作家已然不见，有的作家依然在榜，“一个原因在于这十年的文学思潮与读者趣味发生了变化，另外一方面，有传统支持的文学机制还是有力的，还在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在吉林大学副教授张涛看来，对文学而言，资本并不一定是糟糕的东西，像“底层文学”、“非虚构写作”这类能唤起读者共鸣与共情的作品，同样受到资本青睐，“其实我们应该比较一下各类评奖的结果，比如传统文学机制里长成的作品和由资本打造出来的作品，到底有何区别，哪一种更好，这个比较也会很有意思。”

“文学单打独斗的那个阶段似乎已经过去了。所谓文学的力量，是在文学认识到自己的瘦弱、虚胖甚至无力之后，依然透露出来的顽强和坚韧。”《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特别强调了当代文学在多重话语中的博弈与增益，“易烊千玺等明星荐书也好，脱口秀这样的新娱乐形式也好，这些新的社会元素与文学的关系未必是排斥与对抗。或许我们需要包容，需要与不同的话语、不同的力量进行周旋。找到一种众声喧哗的文学的声音还是很重要的。”

撇开外在影响，文学界内部也存在“圈地自萌”。它的意思是，科幻文学、网络文学、影视文学、纯文学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不同的文学圈很少对话。“比如科幻文学，最早是被分在儿童文学类目下的。但事实上我们这波做纯文学的人根本没办法忽略科幻文学。在海外读者眼里，科幻文学或许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唯一面孔。”复旦大学教授金理如是说。

在这次的“新世纪二十年长篇小说20部”入围名单上，《三体》赫然在列，它是唯一的一部科幻文学作品。金理将它视为具有“对决性质”的文本。在日本学者竹内好那里，“对决”指不固守于自身身份的同一性，以开放和灵活的战略将“敌人”的性质、位置和力量纳入自身的视野之中。“我觉得我们研讨新世纪文学，要去找一些对决性质的文本，比如《三体》，比如我们传统人文主义如何应对黑暗森林法则，这需要你调动起全身的力量，甚至要召唤出新的神龙，在这过程中很可能你自己就变化了。”

金理还想到了科幻小说家糖匪的一篇小说《孢子》。在这个故事里，“我”的父亲一代经历了一场暴力袭击，在国家意志和个人高度默契的合作下，这个国家完成了一场彻底的记忆切割术。即使是受害者，也急于抛下那段历史，开始新的生活。但作为“守门人”的父亲是个例外，他拒绝遗忘，并希望儿子也承担起守门人的职责，告诉下一代我们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

“这个小说写了两种伤痕，一种是父亲所承受过的暴力，另一种是儿子必须面对的‘忘记历史就是背叛’。”金理表示，鲁迅有一个著名的说法——“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当这一边的父亲已经没有办法去定义另一边孩子们的幸福和合理的时候，他要怎么做？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孢子》固然没有达到《三体》的深度，但它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式，即鲁迅所谓的‘中间物’意识，没有任何一段历史记忆值得我们去神圣化、教条化。”

“不管选择什么主题人物故事，话语方式才是真正的文本现实。”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梅兰认为，几十年来很多作家围绕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的思路去写作，但使用的大多还是权力话语——要去教育，要去指导判断，要像精神导师一样要给世界找寻一条出路，告诉大家该怎么办。

她因此尤其欣赏路内2020年出版的《雾行者》的话语方式：“它写底层，写边缘人群，写文学青年和世界的关系，但作品的核心并不是处理人和现实的关系，没有现实的野心，也不说教，相反是一个文学的人怎么用文学去观察、理解、抵抗甚至修改现实的残酷和疯狂，小说里一切的意义指向文学世界，那是一个比现实更为真实可靠的存在”。

梅兰说，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充满了权力的话语对人的塑造，要做人上人，而一个文学的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应该在现实里面找到野心。“当代文学的问题也许根本不是如何去表现现实，而是在文学的帮助下对那个权力之人的全面解构和松绑，对于文学文本来说就是文学话语的去权力化。”梅兰甚至直言，《雾行者》让她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终于“当代”了。

“《雾行者》这样的文本，才是金理所说的那种具有‘对决性质’的文本。相似的还有双雪涛的《不间断的人》，描绘出后人类时代的人的断裂与延续，写得同样非常动人。”

在回顾与观察之外，批评与反思也是这场论坛的重要内容。马兵提到，“70后”是在新世纪的文学舞台上确立其主体性的一批人，大家总恍惚觉得这一批作家还是很年轻，“可是我们想想，‘70后’作家到现在最大的已经50多岁，50岁大概是陈忠实写《白鹿原》的年纪，路遥写《平凡的世界》的年纪。而这次的评选活动，长篇入围里只有两部是‘70后’作家的作品， ‘80后’作家的一部都没有，这个现象也值得我们反思。”

在《文学报》评论部主任傅小平看来，总体而言，活跃于新世纪二十年里的“70后”“80后”作家以及刚开始起步的文学新人的创作依然不那么叫人满意，一方面原因在于他们中大多数写作者的语言表达比较粗糙，缺乏个人的特质；一方面在于想象力有所欠缺，尤其是基于现实的想象力、在现实与想象之间能产生巨大张力的想象力。

“还有一点，他们的文学写作在探索性上也有所减弱。今年是安德烈·纪德逝世70周年，他的作品很少触及大事件，却为何在法国二十世纪具有风向标的意义？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抓住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比如一个时代的道德状况和精神状况，他把写作提升到了哲理和存在的层面，他捕捉的不是一个时代的浪花，而是写出了时代的暗流涌动。应该说，史铁生、张承志等作家曾经在这一方面有一些深入探索，但这一探索到了新世纪以后基本就断流了。太多的写作都停留于社会层面浮光掠影的记录，我想真正具有很高水准的写作肯定还要触及那些根本性的问题。”

诗歌方面，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颜炼军、南京大学教授李章斌与诗人茱萸同样做了专业的分析。颜炼军直言，新世纪以来，信息社会的全面来临，历史经验的变幻与庞杂，给诗人作家的写作带来巨大压力。在语言技艺与经验幻象之间如何平衡，艺术如何介入现实等方面，不同代际、不同身份的写作者之间有很大分歧，或过于贴服经验的琐细甚至被其左右，缺乏超越性；或沉迷于空疏的语言构架。而实际情况也许是，具备总体象征力量的作品尚未多见。

茱萸则提及青年诗人在这二十年里最显著的变化是“野生”诗人越来越少。“现在，我们很难看到有一定知名度或者被大家认可的诗人是突然冒出来的，或者说像1980年代那样通过各种各样的在野的方式得到大家的认知。包括入围名单里的30位青年诗人，还有更年轻一代的‘90后’诗人，他们出现于各大刊物，好像一层一层地被体制嵌套住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比于上个世纪，年轻一代的诗人戴上了很多枷锁，但是他们也获得了一些扶持与帮助。”

在研讨会最后，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贾梦玮做会议总结。他表示，今天回顾与反思新世纪文学二十年，相比“纯文学”这样的提法，“文学的精神”与“文学的生态”或许更为合适，“从文学的初心和本质出发，想想这二十年我们孕育了什么，撒下了哪些文学革命的种子，这是更重要的。”